纯旭配资缙云丨李耀国：刘彦的人生走笔

刘彦（左）与作者（右）合照。

刘彦的人生走笔

文/李耀国

一直想写一写刘彦，但几次架墨又放下了，始终都无从下笔。因为我和他太熟悉太亲近了。因为熟悉，所以无法取舍；因为亲近，所以顾虑重重。总而言之，是怕写不好，怕伤了我们几十年那份无法言说的默契。

那日清理旧书，无意间翻出一套由重庆市公安局主编、北京金城出版社出版的《西部警察丛书》来。书还簇新簇新的，说明拿回来我就根本没看过。信手一翻，竟还翻出他老兄写的一篇短篇小说《被控告的刑警队长》。这篇小说原载《中国法制文学》1987年第五期，上过全国知名期刊。正好，我想抽口烟，歇歇气，便顺势坐下来，认真阅读了起来。

小说当然写得很好了。故事生动，情节跌宕纯旭配资，细节丰富，寓意深刻，即使今天来读，也不乏曲径通幽，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说句恭维的话，功力匪浅，不可小觑。我这才想起，刘彦当年还曾是活跃在重庆文坛，以描写法治生活见长的青年作家。

记得，1991年9月，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作家协会曾在重庆市刑警大队川华宾馆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的主旨就是讨论刘彦创作的中篇报告文学《橄榄绿的功勋——重庆刑警在1990》。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重庆市文联秘书长，重庆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政委，重庆电视台副台长等人出席了座谈会。会上，给予了作品高度的评价，并感谢作者的付出，感谢作者为重庆市民创作了这样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那无疑是刘彦人生路上的高光时刻，也是他创作法制题材作品一个里程碑式的标杆。自那以后不久，刘彦就调到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工作去了。

我认识刘彦是在《红岩》复刊不久，算来已经有四十多个年头了。四十多年，将近半个世纪，我俩没红过一次脸，朋友间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属凤毛麟角吧。即使退休之后，我们也还经常走动，时有往来。都说年老之后，朋友会越来越少，剩下的只有少数几个情投意合的兄弟，我觉得刘彦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文联老作家张继楼家的门前。那天我到编辑部上班，听见张继楼喊我，循声过去，才发现他身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瘦高个，穿着很随意，戴一副宽边黑框的眼镜，显得很老成。张继楼给我介绍说，他叫刘彦，从西南民族大学中文系调来《红岩》工作。年轻人听说我叫李耀国，忙不迭起身，向我伸出手来：“久闻大名！久闻大名！我还是你的作者哩。”说着就掏出一个《红岩》信封来，上面的文字分明是我的手迹。那时的编辑，对有才华的作者，即使来稿不用，也会回信表示鼓励的。因为这样的信写得太多，已经记不住名字了……

就这样，我俩认识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之后他见到我格外热情。他主动告诉我，自己是《四川文学》作家培训班的学生，和雁宁、谭力是同学。雁宁我很熟，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俩之间的距离。他还告诉我，自己本来在西南民族大学当老师，为了照顾父母，才专门申请调回重庆的。这使我颇感意外，那时的大学老师，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他竟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让我觉得有些可惜。后来我还了解到，他当学生时，就是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部长，如果他继续留在学校，前程不可限量。而他的同学中留校的，后来有的成了院级领导和省部级高官，其实刘彦当时的起点比他们还高。

成了同事后，朝夕相处，脾性相投，便成了朋友。那时编辑部的工作，除了在办公室处理自然来稿外，还要外出组稿，我俩常相约一道。在漫长的旅途中纯旭配资，我们海阔天空，彻夜长谈，深知了彼此的身世文章。刘彦的烟瘾很大，在相互递烟中，渐渐增大了我的烟量，后来我夫人一见到他，便埋怨他害了我，而他也“反唇相讥”，说自己现在肠胃不好，是因为我经常请他吃火锅留下的病根。

刘彦记忆力很好，至今都能背诵很多唐诗宋词，甚至能完整地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王勃的《滕王阁序》。平时我们谈话，冷不丁地爆一句四言八句出来，整得我不得不夸他童子功扎实。2018年，编辑部的老主编马戎去世后，马戎遗孀何老师和女儿马弦在北滨路一家餐馆宴谢我们这帮参加了马戎追悼会的老部下。席间，大家纷纷缅怀起马老生前的诸多往事。刘彦就谈到一件我们陪马老去蜀南竹海采风的往事。刘彦说，临离开竹海的那天早上，天上下着雨，接待方硬要马老留下墨宝。马老想了一下，便信手题下了“山中一夜雨，竹杪百重泉”十个大字。刘彦解释说，这是王维当年《送梓州李使君》中的句子，原诗是“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这里，马老巧妙地改“树”为“竹”，恰到好处地回应了接待方。蜀南竹海采风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当时我也去了，但哪里还记得有这段插曲，亏刘彦还记得，而且还记得那么详细，连诗的出处都说得出来。

在长期的接触中，我发现刘彦性格中有股执拗劲，那就是事情不办则已，要办就要办成功。用书面语言表达，就是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有一年秋天，因为刊物送审的问题，有一份材料亟须送到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我因有事临时走不开，就委托刘彦去送。临走时，我提醒他，为避免节外生枝，此材料务必亲自交到分管的某副局长手里。没想到刘彦到了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却碰到该副局长外出开会去了，见不到人。想到事情紧急，刘彦竟打听到该局长住所的住址，冒着雨，站在其住所外面等，一直等到深夜，等到对方从外面回来。看着浑身淋得水湿的刘彦，副局长感动了，旋即加快了处理我们这事的进度。但也正是这股执拗劲害了他。他后来申办《重庆公安报》的公开刊号，在国家政策不断收紧的情况下还要坚持申办。其间，市委宣传部想调他，不走！上级部门想动他，不走！非要把这临门一脚踢进去不可。结果最后还是功败垂成，功亏一篑。真是造化弄人，性格决定命运呐！

当然，当编辑的还得说当编辑的事。那年月，刘彦不仅是创作力旺盛的青年作家，还是一位慧眼识珠的好编辑。他能从浩若烟海的来稿中，发现优秀的作品并推荐发表。只有具备深厚的生活功底和敏锐的见识才会有这种判断力。我记得重庆作家王永贵的《无人知晓的世界纪录》，就是他选中发表的。作品发表后被四川电视台拍成电视剧，后又被中宣部评为“五个一工程”奖。还有南充农民作家李一清的《山杠爷》，也是他发现的。作品一经发表，当即引起轰动。先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成了电影《被告山杠爷》，由著名演员李仁堂担纲主演。之后又分别获得电影“金鸡”和“百花”“华表”和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多项大奖。李一清本人也由一名乡镇聘用的临时工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并成了专业作家，妻子儿女也办了“农”转“非”，举家迁进南充市。2019年7月，刘彦意外跌倒，后脑勺着地，当时参与救治的脑外科主任说了一句话：“你这个人这辈子不晓得做了好多好事，积了好多德。像你这种情况，后脑勺着地的，不是死就是脑出血。像你这种一点事没有，就只有一点头皮裂伤的，我还没见过。”我在想，刘彦通过推荐发稿，改变一个人命运的事，算不算他做的众多好事中的其中之一。

刘彦调到重庆市公安局后，我与他的接触就少了。但我俩属于各自忙碌，彼此牵挂那种，就像拍X光片一样，虽说血肉看不到，但骨骼我还是清楚的。刘彦在《重庆公安报》社长兼总编任上大概干了九年，他按正规办报的思路，把这张本属于内部发行的小报，办得风生水起，发行量一路飙升，甚至超过了许多有影响的大报。由于发行量大，广告自来，报社不仅不要单位一分钱投入，还解决了每一位参与办报的民警的住房问题，当《重庆公安报》撤销时，报社已拥有两层楼，七辆车，10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已经具备相当规模了。从报社出来后，刘彦本可以到其他部门任职的，局里也有这样的考虑。但他舍不得扒下文化人这层皮，放着现成的官不当，却偏偏选择了去帮市局筹建“警察博物馆”。在那里，他从零起步，从无到有，同样干得是风生水起。博物馆建好后，他拉我去看了一下，我着实是大吃一惊，除了气派的大楼外，馆藏也十分丰富，把重庆市公安局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壮大，通过文字图片和实物的展示表达得清清楚楚。我没想到仅仅两年时间，他一个门外汉竟把一个行业博物馆建得如此像模像样。当时，我正好在重庆电视台《重庆掌故》栏目担任顾问，当即邀请他以《红色缉捕令》为题，在电视台去讲解放后追捕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刽子手的系列故事。由于他在收集整理这些资料时已烂熟于心，又曾当过教师，讲述时感情充沛，抑扬顿挫，节目一经播出，就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收视率节节攀升。

在刘彦调离文联时，我就曾说过，“重庆多了一个警察，少了一个作家。”我以为他今后走的是仕途，实际上，刘彦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调到公安局后，他仍然笔耕不辍，只不过再也没有发表过他擅长的小说了。我经常在报纸上读到的是，他以人生诸多问题为内容的散文随笔。这些散文随笔后经《重庆晚报》副刊以《人生走笔》的专栏形式发出，很有社会影响力。到后来结集出书的时候，也是一书难求。我曾经一度认为他是因为新闻的逻辑思维与文学创作需要的形象思维冲突了，抑或是报社的行政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弄得他没时间再搞小说创作。直到后来我看到他将多年创作的非法治题材的作品结集成书，取名《锃亮的炮弹头》时，我才恍然大悟：他不是不搞创作了，而是随着阅历的丰富，他对虚构的文艺作品已经不感兴趣了。他在《锃亮的炮弹头》自序中说，“随着阅历渐长，我对演绎故事、刻画人物这种表达方式失去了兴趣，我对社会与人的观察和思考，更喜欢面对面的直言和坦陈。”

不过，他那些直抒胸臆的豆腐块写得也很有特色。不一样的目光，不一样的表达。内容涉及修身、为人、处世、婚恋、立业等方方面面。文章举重若轻，平淡中有一种内美，读来通透自如，余味缭绕。在没有“心灵鸡汤”这个说法出现之前，他的作品确实能产生抚平心灵皱褶的效应。2011年秋天，重庆市杂文学会在铁山坪世纪花园酒店还专门为刘彦这本以人生为话题的《人生走笔》开了讨论会。我记得，当时重庆很多知名的文化人都出席了这次讨论会，至于大家说了些什么，现在我已想不起来了，但有一位特邀嘉宾的发言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书品看人品。刘彦是一个学品，人品俱佳的人。”

说到人品，我还想起一件往事。1990年初夏，刘彦父亲眼疾复发，需要到上海治疗。刘彦父亲的眼睛是1976年因公负伤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五上五下手术台了。而最后一次，由于左眼手术失败，右眼基础条件又太差，重庆的眼科大夫不得不建议他去上海求治。为了挽救父亲的最后一点视力，他毅然请了两个月的创作假，亲自护送父亲去上海治疗。上海大城市，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怎么治疗，找谁治疗，如何住院，如何护理，其难度想想都可怕。但刘彦凭着他那股执拗劲，硬是找到了号称“东方一把刀”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潘桂芬，并说动他亲自为他父亲动刀，把他父亲的眼睛那点残存的视力给救了回来。就这事，他后来还专门在《重庆日报》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人间自有真情在》。文中他非常感谢潘教授，说是他在百忙中接纳了无亲无故的他们，并以精湛的技艺给了在黑暗中摸索的父亲最后一丝光亮。刘彦孝亲的故事绝不仅此一例，篇幅关系，容我只能写到这。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他近几年发在公众号上的一系列文章，譬如《背着正在老去的父母渡河》，譬如《生死关头，你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譬如《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那里面故事很多，也很感人。不是有人说过，孝亲之人，具仁爱心，怀敬畏心，存包容心吗？我觉得，孝亲之人，德行必善。孝亲之人，人品差不了。

刘彦退休之后，我们之间的接触又频繁起来了。那个时候，雁宁经常到重庆来，有一天，刘彦不在，我和雁宁闲聊，我们都谈到一个共识，那就是刘彦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慷慨激昂，意气风发了。我们在一起时，多半都是他听我和雁宁侃，他却很少开腔。雁宁分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作为失路之人的他，衔怨怀怒，刘彦抑郁了。但按照这个思路去开导他，他却没有表现出虚怀若谷、知错就改的宽大胸襟，而总是笑而不答，诺诺然而失信于行。直到后来，我听他给我讲了这些年他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后，特别是有一天，他又用平淡的语调在我面前掉书袋子，背诵苏东坡的《定风波》，当他背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时，我才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原来，他的沉默和内敛，是一种历经沧桑的豁达，是一种看透荣辱的澄明，是一种勘破世俗的物我两忘，是一种千帆过尽的释然，淡然和超然。

2019年6月，他陪我回了一趟云南，去看看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临沧、耿马、大理……路上，我关切地问起了他的创作情况，因为我和雁宁都觉得，刘彦可以利用退下来后的宽松时光，写点自己想写的、该写的东西，填补一下这些年被杂务耗去的大好时光。没想到他接下来说的一番话，却出人意料，令我大感意外。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怎么写东西，偶有时作，也不过是有感而发，惯性使然，混时自娱而已。写作是需要灵气的，我做事一板一眼，缺的就是灵气。‘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

最近一次见到他，是我在黄水避暑，他利用重庆市公安局组织老干部上山学习的机会，专程前来看我。我问他最近在干啥子？他回答，自己在学中医。

作者简介：李耀国，中国作协会员，一级编剧，《红岩》杂志原副主编，重庆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